我看到杭州教育界保守派的幾位人物，真正覺得太卑鄙了，怎樣可以“激濁揚清’了有一次是教育會推我和一位私立體育學校的校長王先生做代表去見省長；王先生是保守派里的一位健將，而且專門放炮的，還喜出風頭的，所以推代表常常有他。這次我和他到了省長公署，一位招待員是我的朋友，很客氣地邀進了招待室，我們照例遞給了名片，我的名片上向來不寫什么什么頭銜的（后來任國民政府教育部政務次長，才用了一次頭銜，是為火車上的方便，也不用在別處），只告訴他是代表教育會來的，可是，他和我們“寒暄”了，又閑談，沒得談了，請我們看報，我莫明其妙地等了四五十分鐘，耐不住了，請他替我們傳達吧，他做手勢，表示省長正在睡午覺，我冒火了，我說：“我的學校里有事，不能再等了！”他才急急起身進去通報，居然就來請了。我們見了省長（沈金鑒先生），我便說：“我們是為公事來的，已經在招待處等了四五十分鐘了，我們都有職務，以后有事再來，請省長早點接見。”省長倒很客氣，說：“我不曉得，他們不該這樣。”可是，我看那位王先生好象出了神，我把公事說完了，他也不發(fā)一言。

　　不多時（十一年夏天）教育廳長夏先生要辭職了，那時，廳里一位秘書許寶駒先生，是北大畢業(yè)的（卻并未聽過我的講），杭州第一中學校長黃人望先生，是我北大的同事，又是我介紹給夏先生的，我們商量，要改革浙江的教育，應該和廳長是一條路的人，夏先生走了，后來的是誰？和得找？他們兩位就主張我們自己來。因此，許先生就到北京和蔡元培先生和教育界幾位浙江同鄉(xiāng)討論了一下，他們都覺得是對的，恰好那時一位教育次長全紹青，是北大同事李大釗先生的朋友，經大家把我提出來做繼任的預備，請李先生介紹一下，不想馬上就發(fā)表了；那時，各省都有督辦軍事的武官，可是文官都要得他的同意，往往他不同意，就不得到任，督辦浙江軍務的是盧永祥，他比較算好的，我呢，有倔強的脾氣，總不理會這一套，可是，我不得不先去見一見省長，省長是領過我的教的，非?？蜌?。但囑我須得去見一見督辦，我只得照例“衙參”了一次，盧督辦卻也客氣，我就到任了，同官自然也不得不去訪謁一次，此后就都沒有特別見面了。照例，新官上任，僚屬要更動一番，而且上司還要推薦些人，叫你不敢不用，我是定了主意不敷衍的，且喜督辦、省長都不交下一張條子，后來聽說，有人去找省長的“八行”，沈先生對他說：“別處我可替你出信，馬廳長那里我出信也無用的。”他竟不給一封“八行書”，當時經過宣傳。我便清爽得多。

　　不湊巧，浙江起了大風災，十一個省立中學，十一個師范學校的校舍，多半遭災，墻坍屋倒，雪片的告急文書望廳里飛來，我覺得這是件棘手的事情，因為必須經過省議會才有辦法。不想那位教育次長全先生，他以為自已是醫(yī)生，不懂辦教育，卻找了他的同行湯爾和去替代他。一轉眼國務院改組，教育總長王寵惠任國務總理，湯爾和升了總長，他便不經我的同意，發(fā)表了我署教育次長，而且浙江教育廳長放了一位張宗祥，是我的朋友。這時，我正要帶了視學親到各縣視察教育，弄得尷尬得很；因為湯爾和相信他和我的交情可以不必征求同意，我一定會去幫助他的，而我呢，因為和北京教育界的關系也不得不去，希望更有作為，更不得不去，張宗樣已急急來上任了，我不得不讓他，但是，我曉得改革浙江教育的希望，是沒有了，因為張先生不是擔得起這種責任的人。我在依照我預定的計劃，巡視了蕭山、紹興兩縣，就算給浙江乃至全國開了一個教育廳長不專在公事房看報告的風氣，我就到北平就教育次長的職了。